悬疑电影《调音师》:以复调叙事建构三大话语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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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蕾

复调式叙事结构打破了电影传统叙事结构中的因果顺序,通过采用两个及以上的影像单元,以内聚焦、多视角的立体叙事手法,更清晰地表达了影片叙事中需要表述的观点、內容,揭示了影片主旨的深刻意义。悬疑电影《调音师》在超越简单“善恶”理念的基础上,对人性进行深度讽刺,容纳、承载了更多层次的空间。影片通过采用自我与客观镜头双重叙述的创作方法,使其蕴含的主旨更加立体,也使得影片人物形象更为鲜活。因此,以复调式视角解析《调音师》的叙事结构及现实意蕴,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多声部叙事结构:“人性之恶”与“人性本善”的“真假融合”

在解析电影的叙事结构与创作方式时,要重视分析其中所采用的叙事结构,这直接关系到影片叙述是否客观真实的本质问题,而影片不同的叙事结构所呈现的情感反思、精神反省则存在直接差异。从创作形态上看,《调音师》是一部黑色悬疑喜剧,但其本质上是对“人性之恶”的宣扬,对“人性本善”的迷茫,剧中大量反转的黑色喜剧情节使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而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内核使影片主旨“触及人心”,引发关于“人性为何”的情感迷茫。

(一)“人性之恶”的直观表述

影片《调音师》以常见的印度电影风格为框架,继续秉承悬疑电影的创作方式,通过采用反转剧情、开放式悬念结局和无法预见的角色命运等表述手法,引发观众深层反思。[1]在影片创作过程中,通过将印度现实文化与黑色幽默风格相融合,设定“全是恶人”的人物形象,用镜头语言放大了人性在不同场景下为了生存所呈现的“夸张”表现,充分阐述了人性从“利己”到“利他”的逻辑转变。在影片中,主人公阿卡什从最初为了增加音乐灵感、骗取社会福利的“不盲装盲”到亲眼目睹杀人过程,为求保命的“装盲心盲”,再到被人毒瞎眼睛的“装盲真盲”,直到影片最后,他取下隐形眼镜,表达“似盲非盲”等一系列“盲”与“不盲”的人物形象变迁,推动影片叙事情节不断变化,透过“盲”的独特视角,使观众对主人公阿卡什的人物性格、影片叙述的故事内容形成了有效联想,强化了对影片叙事主旨“人性之恶”的反思与反省。

(二)“人性本善”的主题超越

《调音师》主要叙述钢琴家阿卡什为寻找音乐创作灵感,以“盲人”的身份生活,随着亲眼目睹一系列谋杀案,使自己成为了真正的“盲人”。导演通过使用多个影像单元,生动传递了“善恶终有报”的因果关系。影片通过使用复调叙事方式聚焦人性,将原本隐匿的叙事话题重新推至镜头下,以毫无粉饰、纯真自然的情感内容,超越了传统同类影片的叙事结构框架。[2]《调音师》以复调式叙事结构将全片分为前120分钟和后20分钟,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部分,在开场与结尾部分均使用了“说来话长,咖啡?”的台词,向观众暗示故事结局,实现了“善恶终有报”的叙事目的。影片在开场部分描述了失明的兔子被农夫追赶,在一声枪响后,翻车、玻璃碎掉和兔子装上汽车等多种声音依次出现,随后开启影片。在影片的结尾部分,兔子撞到了意图谋杀的汽车,最终车毁人亡。该片通过巧妙的对话关系,生动刻画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使影片不同的内容与情感主旨生动组合,形成了封闭的故事情节,实现了影片叙事主旨的整体超越。

(三)“人性为何”的观众之问

影片《调音师》通过镜头不断切换故事情节,将人性情感与影片叙事主旨相融合,生动呈现了人性中最底色的部分。在影片“虚”与“实”、“真”与“假”的叙事冲突下,人性矛盾的心理变化得以生动呈现。影片巧妙设置叙事情节,合理把握叙事节奏,通过设置步步推进的叙事悬念,增添了本片的观赏感,避免了观众的审美疲劳,也使其叙事内容及故事选材更贴近大众生活。[3]导演通过采用倒叙方式,使得叙事内容更加开放,表达了影片导演对现实生活、社会问题的多元观点。《调音师》通过以故事主要冲突为叙述重点,以开放式的结局引发观众的无限联想。影片以“倒叙”与“现实”不同叙事角度,叙说了“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善”的现实辩解,通过使用开放式结局,为观众提供了探讨性、深层次的思考场景。虽然影片整体始终在可能发生、可能未发生的叙事空间中来回切换,但其描述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则始终没有为观众提供明确的答案结论,这也引发了观众对“人性为何”的不同思考。

二、多层级叙事镜头:自我叙事与客观镜头叙事的“虚实融合”

影片在保留原作故事情节的基础上,为观众清晰交代了影片的“起—承—转—合”全过程,搭建了完整、全面的叙事结构。影片《调音师》通过用“自我”与“他我”不同部分统领叙事结构及线索,用影视语言合力阐述了“善恶有报”“眼盲与心盲”和“装盲与真盲”等内容,通过设置阿卡什与西米的生死博弈等悬念,以及模糊、无法预见的角色命运,构建了影片复调式叙事结构。

(一)与“自我”的对话

与“自我”的对话是影片第一叙事角度的生动呈现,也是彰显故事主旨的重要表达方式。[4]由斯里兰姆·拉格万执导的《调音师》依据法国同名短片电影改编而成,影片叙事节奏适当,音乐配乐诙谐趣味,通过使用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事”视角,由主人公阿卡什叙述“假盲人”调音师“目睹”一场凶杀案的情节,但当镜头转向阿卡什家中时,阿卡什摘下了隐形眼镜,使观众对“自我”叙事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阿卡什以自我叙述的方式叙述了个人盲人身份的真实性,当看到杀人现场后,阿卡什抱着一丝道德理智选择去报警,然而当发现警察局局长的身份时,本人的自我防护立场与道德立场之间产生了极大冲突,阿卡什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选择了放弃报警,增加了观众对自我对话的质疑。

(二)与“他我”的对话

印度电影《调音师》是同一人物对不同故事情节的差异化描叙所形成的多声部复调式电影,在不破坏影片真实观赏感的基础上,通过重组故事发展的时空变化,彰显了影片独特的叙事张力。导演通过主客观的叙事手法,将现实中完全不可能重复发生的同一事件按照“结果—过程—根源”的惯性叙事逻辑进行叙述,不仅使观众很难清晰界定、分辨阿卡什叙述内容的真实性,也弱化了观众的惯性逻辑思维,拓宽了观众的心理认知。影片整体结构清晰,通过以重复式故事情境,使同一事物场景在时空重叠。斯里兰姆·拉格万以“兔子”的命运收尾的处理手法,形成了完善、封闭的叙事架构。[5]在影片即将结束时,故事画面跳跃至两年后,观众在阿卡什与苏菲的交谈中,重新思考故事真相。阿卡什在向苏菲叙述故事内容时,作为叙事者,其所描述的故事真真假假,使观众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猜想,这既形成了多元化的叙事结局,也为不同类型观众提供了可供想象、大胆猜测的叙事结局,形成了“他我”之间的对话。

(三)“自我”与“他我”的对话

从多视角出发的复调式叙事手法,解构了封闭、单一的叙事空间,摆脱了传统影片的线性叙事逻辑,在同一叙事主题中,通过发挥内在互文性含义,以相互解释、相互阐释的表达方式,挖掘影片中蕴含的故事内容、思想情感,形成了不同独立主体的对话关系。《调音师》通过采用广视角的复调式叙事结构,超越了传统“因果逻辑”,借助第一人称为主的叙事手法,以回忆的方式讲述故事,呈现“个人所看”与“客观发生”的故事冲突,进而从真实情感、情节发展等多视角呈现影片主旨,形成了多种声部、对话性的复调式空间。影片通过开展“自我”与“他我”的平等对话,使观众以内容对照、情节对比和现实反思等方式,深度思考影片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为观众营造了反思的独立空间。创作者通过隐藏影片的本义与暗合意义,使观众在多个维度的自我探索与反思中,获得比影片本身更多元、多声部的感悟体验。

(四)音乐与故事情节的“缝合”

该片采用优美配乐“缝合”故事情节,这也是印度电影的常见创作手法。影片中阿卡什的心理轨迹变化与歌曲相融合,配乐成为推动影片叙事内容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元素。比如,阿卡什在目睹凶杀案后,使用的音乐充满紧张感。[6]片名《调音师》和主人公的角色身份都与音乐相关,阿卡什在不同故事情节下弹奏的音乐,与影片塑造的人物形象与故事主旨一一吻合,并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了影片的情感张力。与一般采用多重叙事视角解构事件真相不同,《调音师》的复调叙事不仅旨在解构影片本身叙述内容的表达意义,而且通过多声部的叙事结构,音画一体的融合,揭示了影片叙事主旨的精神内涵。

三、环形叙事结构:宏观时代发展与微观个人命运的“大小融合”

复调原本应用于文学及音乐领域,通过将复调引入电影创作,从多个视角、不同角度为观众提供了影片叙事结果,形成了复调式叙事结构。创作者通过使用该叙事结构,传递出影片对电影、生活的多元看法。微观个人命运折射宏观时代发展,传递时代发展变迁。《调音师》以描述主人公阿卡什的命运变迁为切入点,将印度社会的底层生活、警察队伍的堕落和非法交易等社会发展悲剧融入影片故事主题,充分表达了导演对印度社会现实的深层思考。

(一)本土文化的“现实观照”

《调音师》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印度社会复杂矛盾、现实问题的精准捕捉、深度反思和艺术化加工,通过描述主客观叙事内容的交集与冲突,使影片在“虚虚实实”的叙事结果上,呈现出结局的不确定性和内容的多层含义特征,且较为明显地呈现出复调式的叙事结构。印度版《调音师》通过保留原版微电影中的故事冲突,引入印度本土的现实反思特征和叙事风格,对影片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进行扩充,通过采用大量反转情节,构建“首尾衔接”的环形叙事结构,满足了观众对影片的心理期待,塑造了立体、细化的人物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地域叙事风格。影片采用了大量极具印度特色的叙事细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符号元素当属“湿婆神”,作为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当“毁灭之神”以手臂纹身的形式出现在信奉“湿婆转世”的卖彩票人身上时,为阿卡什逃离提供了一线生机,这也实现了该片对本土文化的“现实观照”。

(二)大众命运的“现实悲剧”

影片采用复调式叙事手法,讲述了不同场景下的人物命运,通过将客观镜头与主观语言叙事相融合,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故事情节中,吸引观众去探索、思考影片中略去的故事情节,并从片中挖掘、品鉴深层次的情感体验。《调音师》没有局限于某一特殊群体,也并未简单刻画社会精英,而是通过深入印度社会生活,使用黑色幽默、悬疑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位普通调音师渴望成功的故事,还反映了印度地下非法交易等社会问题。调音师阿卡什原本为了体验生活,获取音乐创作灵感而装“盲人”,在看到西米与警察局局长合谋杀害丈夫的凶杀案后,迫于警察局局长的身份,阿卡什选择了“心盲”,后来却被西米下药致使其“装盲真盲”。导演通过塑造一手遮天的警察局长、出租车夫妇和西米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构成了印度社会的“微缩影”,使得观众能够在碎片化、平面化的叙事内容中,感受大众命运的无常。

(三)个人命运的“影片内核”

影片通过使用开放式叙事结尾,使观众质疑阿卡什叙述内容的真实性。观众可以在结局想象中架构影片的故事主题与框架,超越了传统影片的“结论式”叙事方式,使观众心理与影片叙事内容“一体融合,无限延伸”。此外,影片突出了不稳定性叙事特点,不稳定性叙事风格主要体现在主人公阿卡什的人物心理上,由于“不盲装盲”,使其不得不时刻警惕自己的“假盲人”身份被人识破;无论是面对女友苏菲,还是面对凶杀现场的西米,都使阿卡什的内心充满恐惧。在影片中,通过阿卡什无法顺利演奏这一叙事语言来表达、呈现他的心理情感变化。导演通过使用主观与客观叙事有效转化的创作手法,使用多视角叙事镜头,在不经意间,以可靠与不可靠叙事镜头切换人物形象,暗喻了社会的黑暗现象。

(四)善恶有报的“人性思考”

《调音师》以点面交错、大小融合的叙事方式,为观众呈现了全景式的印度社会,使观众能够从不同角度了解和感知印度的社会问题,也让观众自然体会到小人物命運悲剧的根源在于大时代,由此实现了影片主旨的全面升华。影片叙事策略复杂多样,通过采用倒叙及“首尾照应”的叙事结构,铺垫大量故事细节,从而在切换“虚”与“实”的叙述镜头中,加深了观众对影片叙事内容与主旨的理解与思考,也使观众在无法预测的变化情节中来预测真正的故事结局。本片用波折惊奇的反转情节、精心设计的悬念来描述故事冲突,其中充满隐喻、对应,并翻转情节以提升故事张力。悬疑电影《调音师》用打破常规模式的叙事方式,采用大量翻转的故事情节,引发观众对影片人物形象及表达主旨的深度思考。在影片镜头下,观众跟随阿卡什的视角来体验影片故事发展,并不断陷入反转故事情节,而其中“不盲装盲”“装盲真盲”等故事情节,使影片叙事内容“扑朔迷离”,深层次揭示了影片“善恶终有报”的叙事主旨。

复调式叙事从影片整体叙事情节出发,通过采取反转式艺术呈现方式,串联故事情节,突破传统影视表达的单维度和平面化模式,实现了影片艺术性与主体性的深度融合,也实现了影片艺术内涵与故事情节的整体链接。导演斯里兰姆·拉格万使用印度电影中常用的叙事手法使悬疑片《调音师》呈现“轻喜剧”风格,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为观众营造了趣味、新颖的银幕形象。虽然影片反转情节多达五十余次,但导演以非常自然的桥段连接剧情,通过复调式叙事结构交代和叙述了更多信息细节,实现了超越镜头、跨越画面的杰出叙事效果。

参考文献:

[1]黄献文,胡雨晴.电影的复调叙事与人格的灵魂对话——以《化身博士》等三部经典影片为例[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6):84-92.

[2]阎伟.想象与介入——萨特电影理论中的复调[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61-71.

[3]游洪南,陈文娟.亦长亦短皆精品:评印度长片《调音师》和法国短片《调音师》[ J ].电影评介,2019(13):85-88.

[4]曹荣荣.身体消费下的现代性幻象与现实性境遇——印度电影《调音师》的本土化改编[ J ].艺术广角,2020(02):48-54.

[5]李明娟,徐玉梅.印度电影《调音师》中“盲”的隐喻叙事解码[ J ].电影评介,2020(02):44-47.

[6]峻冰,王欢.当代非好莱坞悬疑片的创新路径及借鉴意义——以2019年中国大陆引进的《调音师》《海市蜃楼》《祈祷落幕时》为例[ J ].四川戏剧,2020(10):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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